融资难、融资贵，这是困扰中国经济活动多时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也是中央高层近年来一直致力解决的问题。虽经多番努力问题已有所缓解，但尚未得到根本的改变。从中也就不难看出问题成因的复杂性以及须从多方面系统入手、多管齐下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融资难、融资贵“病根”

欲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首先要弄清难究竟难在哪里、贵究竟对谁贵？解决这种经济现象背后的限制性条件是什么？综合起来看，所谓的融资难、融资贵基本上是相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而言的，而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又是由多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造成的，这里有观念上的原因，也有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有整个社会融资体系重心过于偏斜的原因，也有市场结构失衡的原因。

首先，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仍属风险较高的客户群体，于银行而言，对民企或小微企业授信的难点在企业经营信息的不透明、不完善，企业资本金不足，企业信用状况的不理想及难以把握，相当多的民营企业存在过度融资、忽视企业经营逆周期风险、轻视信用价值现象，很多小微企业缺少获得融资应有的信息、押品、信用和担保，其自身的风险状况及风险水平阻碍了银行信贷资源的顺畅配置。如截至2018年底，中国农业银行对民企贷款余额为1.67万亿元，占公司类贷款余额25.6%；民企不良贷款率为6.37%，高于公司类不良贷款率4个百分点；招商银行截至2018年底，该行境内行中型、小型企业不良率分别为6.4%、3.54%,其他商业银行的客户信用风险分布也大体如此。在2018年至今年4月违约的183只债券中，共133只违约债券为民企债，涉及金额779.96亿元，数量占比72.68%，其中，上述133只民企违约债券中，共有122只债券至今尚无任何兑付，仅11只债券得到了全部或部分兑付。2019年一季度，债市新增违约主体14家，全部为民营企业，同比增加600%，涉及债券35只，违约金额约142.43亿元。其中还有一家初始主体评级为AAA级。

其次，现行的银行信贷资产配置体制、机制及风险控制导向，尚不能满足服务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信贷需要。中国的商业银行信贷体制和机制是衍生于服务国企和政府需求基础之上的，所以从观念上、习惯上都会在信贷资源配置上向国企和政府方面倾斜，再加上相关的信贷风险考核导向，信贷资源不可能有所平衡地向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投放。同时银行也尚不具备服务民企、小微企业的信贷管理和风险控制机制，而且银行开展民企及小微业务还要承担较高的业务成本和风险溢价，因此银行在服务客户信贷需求上必然会出现重国企、轻民企，垒大户、疏小微的倾向，对民企和小微企业出现“惧贷、难贷、惜贷”现象在所难免。

第三，从整个社会看，尚缺少可客观反映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居不同产业地位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信用风险的经验数据以及可有效管理相关风险的技术系统和控制机制，也无成系统的相关风险信息参考平台。

融资难意味着信贷资金供求结构严重失衡，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非常无奈地成了融资难、融资贵的主要方面，因此必然导致这些企业资金需求难以满足及融资成本相应上升。在从商业银行表内难以获得基本融资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必然要在商业银行表外，甚至是非银行渠道解决资金需求，由此必然会带来融资贵的问题。一些企业在安排较为复杂的长期融资之前，为正常运转必须筹措短期融资，有些民营企业的过桥贷款利率通常在20%~30%之间，有的甚至高达50%。

四大机制难题待解

去年第三季度以来，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服务实体经济、支持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发展的要求，从央行到监管机构、到商业银行都在诸多方面做出了积极的部署和系统努力。央行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营造有利于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货币金融环境，5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增量开展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并借助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增强了银行对小微企业提供信贷的能力。2018年四季度，大型银行新发放的普惠型小微贷款平均利率较一季度下降1.1个百分点。自2018年9月起，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已连续6个月下降。某国有大行今年一季度新增民企、小微贷款在2000亿元以上，利率已经降至基准水平，一些股份制银行利率降至略高于6%。今年4月24日，央行开展了额度为2674亿元的二季度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操作，操作利率为3.15%，比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优惠15个基点；操作期限为一年，到期可根据金融机构需求续做两次，实际使用期限已可达3年。这样的制度或工具安排，在央行历史上还是首次，其已演变为“准LLF”（长期流动性便利）。

银保监会则对银行调整信贷结构、引导信贷资金投向提出明确指引，包括贷款增幅及调减贷款利率、提升对民企及小微企业的信贷风险容忍度等，从监管角度削低了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信贷投放的门槛。

在4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要求要推动银行健全“敢贷、愿贷、能贷”的考核激励机制，支持单独制定普惠型小微企业信贷计划。工农中建交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要带头，确保今年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30%以上、小微企业信贷综合融资成本在去年基础上再降低1个百分点。引导其他金融机构实质性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这无疑为银行服务小微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解决中国存在多时的民企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无疑是一个复合型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多系统的协调配合及多个机制的协同融合，不可能一蹴而就。从根本上说，这首先要解决好一些机制上的问题。

第一，要进一步优化和强化货币传导机制。去年下半年至今，央行为了维持流动性充足及引导利率下行做了大量系统而富针对性的市场操作，未来需致力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时滞过长及货币价格走势信号不强的问题。央行既可通过对货币市场相当规模的货币吞吐以及货币价格变动对银行信贷市场发挥影响，又可通过对商业银行各种形式的再贷款而对银行贷款结构及价格进行调节。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存在已久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二轨如何合一的问题，如何将二轨并行变为一轨导引，最根本的着眼点还应放在最大程度发挥货币政策效应上，使长短期利率讯号能更清晰地反馈经济周期变化并能在熨平经济波动上发挥特定的作用。在推进二率合一过程中，要明确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旨在降低实际利率水平，通过改革来消除利率决定过程中的一些垄断性因素，更加准确地进行风险定价，通过更充分的竞争，使得风险溢价降低。

此外，在调节经济活动中从单纯实行总量性货币政策向同时相机动用总量性货币政策和价格性货币政策的转化过程中更精准地运用好定向调整准备金、定向调整利率手段，以使货币政策能在扬抑某种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好的特定作用。目前中国利率走廊正在积极构建之中，7天回购利率以及10年期国债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了使利率走廊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现在需通过积极解决利率走廊下限缺乏弹性的问题，及早完善利率走廊建设。中国的超额准备金利率自2008年11月起就一直固定在0.72％，长期未有变动，而且其不仅和走廊上限7天SLF利率3.55％的差高达283个BP，也远低于货币市场的资金利率R007、DR007的历史均值，因此并不能很好地约束利率波动和发挥实际的下限作用。为了更有效地发挥货币政策效应，央行应定期或不定期公布自身的货币政策取向。为了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时滞过长的问题，应考虑建立从金融稳定委员会到央行、到监管机构直至商业银行的快速传导货币政策的推进体制和机制，清除各环节阻滞，及时地将货币政策目标转化为商业银行具体的信贷投放，最大限度地发挥信贷资源的励优汰劣效用。

监管机构在助力货币政策传导及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方面无疑具有极为独特的作用。监管机构需围绕解决民企、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逻辑关系分门别类地形成能客观评价中小企业风险，并可按客户经营情况变化动态控制银行授信风险的操作指引和风险价格管控机制，要依银行规模的大小，分门别类地提出服务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信贷产品及规模要求，有所区别地确定不同银行风险容忍度，适时开展窗口指导。目前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下降明显，大中型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反而高于小微企业，利率已出现倒挂，这无疑会影响信贷价格杠杆有效地发挥作用。在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避免将应急措施固化和机制化情况的出现。机制的建设涉及到程序及过程的控制，解决融资难、融资贵关键在对症下药，不能临时抱佛脚，搞短平快，祈求立竿见影，关键在从监管机构与商业银行间能切实形成支持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第二，致力降低信贷成本。银行信贷成本由负债成本、信用风险成本和管理成本三部分组成。要降低信贷成本，也必须要在降低银行信贷成本的三个组成部分方面系统做出努力。香港银行特定分类贷款比率去年9月底为0.54%，银行体系的整体特定分类贷款比率于同期则为0.6%。按2018年中国银行业贷款总额1104978亿、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89%计算，可带来1.35万亿不良贷款的减少。而按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商业银行累计核销不良贷款9880亿元，较上年多2590亿元，增速超过35%；央行1月15日发布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情况，2018年全年贷款核销数额为1.02万亿元，比2017年多2565亿元，增速达到33%。而假如中国银行业能切实提升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效率，不良信贷资产不是达到如此水平或做如此多的拨备核销，那中国银行业的信贷成本必然会大大减低，客户的融资成本也将会大为降低。

同时，中国银行业的净息差若能降到香港银行业的水准，一年可为客户带来25%左右的借贷成本节省。去年香港零售银行香港业务净息差虽比2017年的1.45%有所扩阔，但也只是1.62%水平。

第三，进一步拓宽和开放信贷市场。就整个信贷市场供求而论，欲从供给端满足整个社会信贷需求，关键要做好几方面的事情:一是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结构、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二是扩充商业银行从货币市场获得信贷资金的渠道；三是央行增加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投放；四是扩大国际信贷市场的信贷来源。中国现在的问题要害不在于继续扩大货币流动性，而在于优化其配置结构。因间接融资在全部社会融资中所占的比重所决定，银行信贷资金的配置结构及使用效率就显得异常重要了。就提升中国信贷资源效率而论，努力的方向无非有两个：一是存量信贷资源的管理和提效，二是增量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效率激励。就未来一个时期金融市场开放来说，有两项内容应纳入其中，一是鼓励供给上先进的信贷服务供给者进入中国市场，二是要积极打通国内信贷市场与国际信贷市场的联系，鼓励国际上更多的信贷服务机构为中国的企业提供信贷服务，通过信贷供给总量的持续增多不断调整及优化中国的信贷配置结构，不断丰富信贷产品的供给，协力改变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

第四，从社会的角度积极做好支持金融机构服务民企、小微企业的配套平台建设。一是央行、银保监会、工商、税务部门要大力协作，积极搭建按地区、按行业、按企业居产业链条不同地位的民企效率及风险数据平台，按地区、按行业的小微企业效率及风险数据平台，打造中国小微企业的经验“生命表”。二是为了解决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一些民企、小微企业活跃度比较高的省区，可考虑效仿香港政府通过按揭公司的“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满足中小企业信贷需求的做法，该项目以极优惠的担保费，在政府提供1000亿港元保证额的情况下，向合资格的中小企贷款提供最高八成担保。换言之，一旦贷款变成坏账，参加该计划的银行或贷款机构只须承担坏账的两成，余下八成则由政府承担。同时，在这些省区可考虑设立专门从事供应链金融服务的银行。